传习录 · 卷中 · 答顾东桥书 · 十

明 · 王守仁

来书云：“道之大端易于明白，所谓‘良知良能，愚夫愚妇可与及者’。至于节目时变之详，毫厘千里之缪，必待学而后知。今语孝于温？定省，孰不知之？至于舜之不告而娶，武之不葬而兴师，养志、养口，小杖、大杖，割股、庐墓等事，处常处变，过与不及之间，必须讨论是非，以为制事之本，然后心体无蔽，临事无失。”
“道之大端易于明白”，此语诚然。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，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，此其所以“道在迩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”也。孟子云：“夫道若大路然，岂难知哉？人病不由耳。”良知、良能，愚夫愚妇与圣人同；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，而愚夫愚妇不能致，此圣愚之所由分也。节目时变，圣人夫岂不知？但不专以此为学。而其所谓学者，正惟致其良知，以精察此心之天理，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。吾子未暇良知之致，而汲汲焉顾是之忧，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。
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，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。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，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。故规矩诚立，则不可欺以方圆，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；尺度诚陈，则不可欺以长短，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；良知诚致，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，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。毫厘千里之缪，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，亦将何所用其学乎？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，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，吾见其乖张谬戾，日劳而无成也已。
吾子谓：“语孝于温？定省，孰不知之？”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。若谓粗知温？定省之仪节，而遂谓之能致其知，则凡知君之当仁者，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；知臣之当忠者，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，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？以是而言，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，明矣。知行合一之体，不益较然矣乎？
夫舜之不告而娶，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，故舜得以考之何典，问诸何人，而为此邪？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，权轻重之宜，不得已而为此邪？武之不葬而兴师，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，故武得以考之何典，问诸何人，而为此邪？抑示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，权轻重之宜，不得已而为此邪？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，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，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，乃不孝、不忠之大者。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，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，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，执之以为制事之本，以求临事之无失，其亦远矣。其余数端，皆可类推，则古人致知之学，从可知矣。

译文

来信说：“道的基本含义容易明白，正如你所说的‘良知良能，愚夫愚妇可与及者’。至于那些细节、条目的随时变化则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必得通过学习而后才能掌握。你现在就温？定省谈论孝道，谁能不知晓呢？至于舜未向父禀报而娶妻，武王未葬文王而伐纣，曾子养志而曾无养口，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，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，为亲人守丧三年等等事情，在正常与变化之间、过分与不足之间，必须要讨论一个是非准则，作为解决事情的依据，然后人的心体才能不被蒙蔽，遇到事情才能不出差错。”
圣道的主要含义容易明白，这话说得对。环顾后世学者，皆是忽视其易于明白而不用，反而追求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作为学问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“道在迩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”。孟子说：“夫道若大路然，岂难知哉？人病不由耳。”在拥有良知良能上，愚夫愚妇和圣人是相同的；但是只有圣人能致其良知，而愚夫愚妇则不能，这就是圣人和普通人的区别。细节、条目的随时变化，圣人难道会不知道？只是不专门把这当做学问罢了。圣人所谓的学问，只是致其良知以精确体察心中的天理，因而才成为其区别于后世学者的关键所在。你还没有去致良知，而在那里慌张地担心这些小问题，这正是远离了易于明白的而趋于难于明白的毛病。
良知良能与细节条目随时变化的关系，就像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样。细节、条目随时间变化是不可事先预测的，就像方圆长短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。因此，规矩定了，方圆与否就不可遮掩，而天下的方圆也就不可胜用；尺度定了，长短与否就不可遮掩，而天下的长短也就不可胜用；良知确实达到了，那么细节、条目随时间的变化也就暴露无遗，天下不断变化的细节、条目就都能应付了。差之毫厘就会谬之千里，不在自己内心良知的变化间去省察差别，那你的所学将何以致用呢？因此，不用规矩去测量而随意说这是方那是圆，不用尺度去丈量而随便说这个长那个短，我觉得破绽百出，只会一天天徒劳而无所收获。
你说“语孝于温？定省，孰不知之”，然而真正能致孝的良知的人还是很少的。如果说粗略地知晓温？定省的礼节，就能致孝顺的良知，那么凡是知晓作为君主应当实行仁政的人，就都能致仁义的良知；凡是知晓作为臣下应当忠诚君主的人，就都能致忠君的良知，那天下谁又不是能致良知的人呢？可见，“致知”的关键在于“行”，“不践行”就不能说是“致知”，这是最明白不过的。知行合一的概念，不就更加明白了吗？
至于舜之不告而娶，之前哪有不告而娶的准则可作为参考，虞舜又是翻阅了什么典章，请教了什么人，才这么做的？他不过是根据自己内心的良知，权衡轻重缓急、利弊得失，不得已而为之罢了！武王之不葬而兴师，之前哪有不葬而伐的案例作为准则，姬发又是翻阅了什么典章，请教了什么人，才这么做的？他也不过是根据自己内心的良知，权衡轻重缓急、利弊得失，不得已而为之罢了！假使虞舜在心里不是真怕没有后代，武王在心中不是真的要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那么他们不告诉父母就娶妻和不安葬父亲就兴师伐纣，就是天下最大的不孝不忠。后世的人不孜孜以求于致其良知，不在处理事情时精心体察天理，却在酬酢之间凭空讨论此等应变处常的事，幻想以此作为临事机变的准则，以求得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没有过失，这也太离谱了。其余几件事都可以以此类推，那么《大学》关于致知的本意，从此就可以明白了。

注释

《中庸》第二十章：“君子之道，费而隐。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”
《孟子·万章上》第二章：“万章问曰：‘诗云：“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”信斯言也，宜莫如舜。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’孟子曰：‘告则不得娶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也。如告，则废人之大伦，以怼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’”
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：“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：‘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’”
《孟子·离娄上》第十九章：“曾子养曾皙，必有酒肉。将彻，必请所与。问有余，必曰‘有’。曾皙死，曾元养曾子，必有酒肉。将彻，不请所与。问有余，曰：‘亡矣。’将以复进也。此所谓养口体者也。若曾子，则可谓养志也。事亲若曾子者，可也。”
《孔子家语》：“子曰：‘汝不闻乎？昔瞽叟有子曰舜。舜之事瞽叟，欲使之，未尝不在侧。索而杀之，未尝可得。小棰则待过，大杖则逃走。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，而舜不失■■之孝。今参事父，委身以待暴怒，殪而不避。既生死而陷父于不义，其不孝孰大焉？”
《孟子·离娄上》第十一章：“孟子曰：‘道在尔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之难。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而天下平。’”
《孟子·告子下》第二章：“夫道，若大路然，岂难知哉？人病不求耳。子归而求之，有余师。”

（以下内容由 AI 生成，仅供参考。）

注释

• 迩（ěr）：近。
• 汲汲：急切的样子。
• 乖张谬戾：形容性格怪僻、执拗。

翻译

你来信说：“道的大的方面容易明白，就是所说的‘良知良能，愚夫愚妇也可以达到’。至于具体细节和随时代变化的详情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地方，一定要通过学习才能知道。现在说孝顺体现在温？定省上，谁不知道呢？至于舜不禀告父母就娶妻，武王没有安葬文王就兴师，养志、养口，小杖、大杖，割股、在墓旁结庐等事，在平常和变化时，过分与不足之间，必须要讨论是非，作为处理事情的根本，然后内心才没有蒙蔽，遇事才不会有失误。” “道的大的方面容易明白”，这话确实如此。只是后世的学者忽略那容易明白的而不走，而去追求那难以明白的当作学问，这就是他们“道在近处却向远处求，事情容易却向难处求”的原因。孟子说：“道就像大路一样，难道很难知晓吗？只是人们不愿去走罢了。”良知、良能，愚夫愚妇和圣人是一样的；只是只有圣人能致自己的良知，而愚夫愚妇不能致，这就是圣人和愚人之所以区分的原因。具体细节和时代变化，圣人难道不知道？只是不专门把这当作学问。而他们所说的学问，正是只致自己的良知，来精确审察自己心中的天理，这和后世的学问不同而已。你还没来得及致力于致良知，却急切地忧虑这些，这正是追求难以明白的当作学问的弊端啊。 良知对于具体细节和时代变化，就像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。具体细节和时代变化不能预先确定，就像方圆长短不可穷尽一样。所以规矩确实设立了，就不能用方圆来欺骗，那么天下的方圆就取之不尽了；尺度确实陈列了，就不能用长短来欺骗，那么天下的长短就用之不竭了；良知确实致到了，就不能用具体细节和时代变化来欺骗，那么天下的具体细节和时代变化就应对不完了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错误，如果不在我们内心良知的一念细微之处去考察，那又将用它做什么学问呢？这就是不用规矩却想确定天下的方圆，不用尺度却想穷尽天下的长短，我看他乖僻谬误，天天忙碌却没有成果啊。 你说：“说孝顺体现在温？定省，谁不知道呢？”然而能致这个良知的人很少。如果说大致知道温？定省的仪节，就说能致这个良知，那么凡是知道君主应当仁爱的，都可以说能致他那仁爱的良知；知道臣子应当忠诚的，都可以说能致他那忠诚的良知，那么天下还有谁不是致知的人呢？由此来说，可以知道致知一定在于实践，而不实践就不能称为致知，这就很明白了。知行合一的本质，不是更加明白了吗？ 舜不禀告父母就娶妻，难道舜之前有不禀告父母就娶妻的人作为准则，所以舜能参考什么典籍，问什么人，而这样做吗？或者也是根据自己心中一念的良知，权衡轻重是否适宜，迫不得已才这样做吗？武王没有安葬文王就兴师，难道武王之前有不安葬文王就兴师的人作为准则，所以武王能参考什么典籍，问什么人，而这样做吗？或者也是根据自己心中一念的良知，权衡轻重是否适宜，迫不得已才这样做吗？假使舜的内心不是真诚地忧患没有后代，武王的内心不是真诚地忧患拯救百姓，那么他们的不告而娶和不葬而兴师，就是最大的不孝、不忠。而后世的人不致力致自己的良知，来精确审察义理在自己内心感应应酬之间，却想要凭空讨论这些变化无常的事情，拿这些来当作处理事情的根本，以求遇事没有失误，那相差也太远了。其余的几条，都可以以此类推，那么古人致知的学问，就可以知道了。

赏析

这段文字主要探讨了道的易知与难知、良知的普遍性与致良知的意义，以及如何对待具体事务和变化。强调道的根本易于理解，但后人却舍本逐末去追求艰深的东西，忽略了良知的重要性。以舜和武王的事例说明应依据心中良知来判断和行动，而不是脱离实际地讨论一些非常情况。最后指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达到致知，突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。整体论述逻辑严密，对后世理解儒家学说中的良知和实践观念有重要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