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段缝书
段君足下：某在京师时，尝为足下道曾巩善属文，未尝及其为人也。还江南，始熟而慕焉友之，又作文粗道其行。惠书以所闻诋巩行无纤完，其居家，亲友惴畏焉，怪某无文字规巩，见谓有党。果哉，足下之言也？
巩固不然。巩文学论议，在某交游中，不见可敌。其心勇于适道，殆不可以刑祸利禄动也。父在困厄中，左右就养无亏行，家事铢发以上皆亲之。父亦爱之甚，尝曰：“吾宗敝，所赖者此儿耳。”此某之所见也。若足下所闻，非某之所见也。巩在京师，避兄而舍，此虽某亦罪之也，宜足下之深攻之也。于罪之中有足矜者，顾不可以书传也。事固有迹，然而情不至是者，如不循其情而诛焉，则谁不可诛耶？巩之迹固然耶？然巩为人弟，于此不得无过。但在京师时，未深接之，还江南，又既往不可咎，未尝以此规之也。巩果于从事，少许可，时时出于中道，此则还江南时尝规之矣。巩闻之，辄矍然。巩固有以教某也。其作《怀友书》两通，一自藏，一纳某家，皇皇焉求相切劘，以免于悔者略见矣。尝谓友朋过差，未可以绝，固且规之。规之从则已，固且为文字自著见然后己邪，则未尝也。凡巩之行，如前之云，其既往之过，亦如前之云而已，岂不得为贤者哉？
天下愚者众而贤者希，愚者固忌贤者，贤者又自守，不与愚者合，愚者加怨焉。挟忌怨之心，则无之焉而不谤，君子之过于听者，又传而广之，故贤者常多谤，其困于下者尤甚，势不足以动俗，名实未加于民，愚者易以谤，谤易以传也。凡道巩之云云者，固忌固怨固过于听者也。足下乃欲引忌者、怨者、过于听者之言，县断贤者之是非，甚不然也。孔子曰：“众好之，必察焉；众恶之，必察焉”。孟子曰：“国人皆曰可杀，未可也，见可杀焉，然后杀之”。匡章，通国以为不孝，孟子独礼貌之。孔、孟所以为孔、孟者，为其善自守，不惑于众人也。如惑于众人，亦众人耳，乌在其为孔、孟也。足下姑自重，毋轻议巩！
拼音
译文
段君：
我在京师的时候，曾经对您说过曾巩擅长写文章，而没有说过他的为人。回到江南之后，才和他相熟识并且敬佩他和他作了朋友，那时又写文章粗略地说了他行事的方式。你来信用你所听到的一些来诋毁曾巩，说他没有一丝优点，他在家里，亲友都害怕他。你怪我没有写信规劝曾巩，认为我有所偏袒。事情真像您所说吗？
曾巩当然不是那样的人。他的文学和议论的水平在我相识的人中没有谁能与他匹敌。他内心勇敢合乎道德，这不是可以用刑罚和利益可以改变的。父亲在贫穷之中生活，他悉心照料，家里的事即使再小也要亲自去做。他父亲也非常爱他，他父亲曾经说过：“我这家族衰败，能指望的只有这一个儿子。”这是我所看到的。像你所听说的那些，我没见到。曾巩在京师，回避兄长而居住，这就是我也要责备他，你也应深深的责备他。然而在责备中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，只不过不能在书信里告诉你。事情虽然表面是这样然而情理上却没有到传说的那种程度，如果讲情理就应该被责备，那么谁不可以被责备呢？曾巩本来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吗？然而曾巩作为儿子和兄弟不可能没有任何过失。但在京师时，并没有深入交往，回到江南之后又不再追究以往的事，就没有用这件事来规劝他。曾巩做事很果断，很少肯定别人，做事经常超出中庸之道的标准，这些我已经在回江南后劝说过他了。他听说了之后，诚惶诚恐。曾巩确实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作了《怀友书》两篇，一篇自己保存起来，一篇给了我，心中不安求取相互切磋，从这样以免后悔的心情可以看出了。我曾经说，朋友有了过错，不可以断绝来往，当然要规劝他。劝说他听从就可以了，非要写成文字使自己明白后才算完吗，还没有这样做过。曾巩的行为，像前面所说的，他过去的错误，也像前面说过的那些罢了。他难道不能成为贤明的人吗？
天下的人愚昧的多，贤明的少，愚昧的人当然嫉妒贤明的人，贤明的人又保持自己的操守不和愚昧的人同流合污，愚昧的人就更加仇视他们了。带着妒忌和怨恨的看法那么就没什么不可以毁谤的，听说了君子的过失有进行传播，因而贤明的人多遭毁谤，而那些穷苦居下位的贤者更是如此。他们的势力不足以改变世俗，他们的声名并未被人们所接纳，这是愚昧的人容易攻击贤人而攻击的言辞又容易传播的缘故。曾巩不好的那些言语，当然是妒忌、怨恨，是容易轻信他人所犯的错。您没有了解过曾巩，那些话也不过是道听途说，用猜忌怨恨他的那些言辞来凭空推断一个贤明的人是不对的。孔子说“众人喜欢的，一定要去考察；众人攻击的，也一定要去考察明白。”孟子说：“国人都说可以杀了的不一定可以，发现他有可杀的罪行后才可以杀他。”匡章，全国的人都觉得他不孝顺，独孟子以礼相待。孔子、孟子之所以成为孔子、孟子，是由于他们善于自守节操，不被一般人所迷惑。如果被一般人所迷惑也就只能是一般人了，怎么能说他们是孔子、孟子呢？但愿您自重，不要轻率的议论曾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