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复堂词录》序

清 · 谭献

右录三百四十余人，词一千四十七首。叙曰：“词为诗余，非徒诗之余，而乐府之余也。律吕废坠，则声音衰息。声音衰息，则风俗迁改。乐经亡而六艺不完，乐府之官废，而四始六义之遗，荡焉泯焉。夫音有抗队，故句有长短。声有抑扬，故韵有缓促。生今日而求乐之似，不得不有取于词矣。唐人乐府，多采五七言绝句。自李太白创词调，比至宋初，慢词尚少。至大晟之署，应天长、瑞鹤仙之属，上荐郊廊，拓大厥宇，正变日备。愚谓词不必无颂，而大旨近雅。于雅不能大，然亦非小，殆雅之变者欤。其感人也尤捷，无有远近幽深，风之使来。是故比兴之义，升降之故，视诗较著，夫亦在于为之者矣。上之言志，永言次之。志絜行芳，而后洋洋乎会于风雅。琱琢曼辞，荡而不反，文焉而不物者，过矣靡矣，又岂词之本然也哉。献十有五而学诗，二十二旅病会稽，乃始为词，未尝深观之也。然喜寻其恉于人事，论作者之世，思作者之人。三十而后，审其流别，乃复得先正绪言以相启发。年逾四十，益明于古乐之似在乐府，乐府之余在词。昔云：“礼失而求之野。”其诸乐失，而求之词乎。然而靡曼荧眩，变本加厉，日出而不穷，因是以鄙夷焉，挥斥焉。又其为体，固不必与庄语也，而后侧出其言，旁通其情，触类以感，充类以尽。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，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。言思拟议之穷，而喜怒哀乐之相发，响之未有得于诗者，今遂有得于词。如是者年至五十，其见始定。先是写本朝人词五卷，以相证明。复就二十二岁以来，审定由唐至明之词，始多所弃，中多所取，终则旋取旋弃，旋弃旋取，乃写定此千篇，为复堂词录。前集一卷，正集七卷，后集二卷。其间字句不同，名氏互异，皆有据依，殊于流俗。其大意则折衷古今名人之论，而非敢逞一人之私言，故以论词一卷附焉。大雅之才三十六，小雅之才七十二，世有其人，则终以词为小道也，亦奚不可之有。

名句

• 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，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。

注释

前集一卷，正集七卷，后集二卷：珂谨按：书成于光绪八年九月，未刊行，师归道山矣。
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，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：作者的用意不一定在此，可是读者也许能解出此意。与西方罗兰·巴特的提出的“作者死了”的观点不谋而合。

（以下内容由 AI 生成，仅供参考。）

注释

• 大晟（shèng）：宋徽宗时设立的一个宫廷音乐机构。
• 郊廊：这里指郊庙祭祀和朝廷。
• 恉（zhǐ）：同“旨”，意旨、意图。

翻译

右边记录了三百四十多人，一千零四十七首词。序言说：“词是诗的余韵，不只是诗的余韵，也是乐府的余韵。音律制度废弃衰颓，那声音就衰亡停歇。声音衰亡停歇，那风俗就会变迁改变。《乐经》遗失了而六艺就不完备，乐府的官职废除了，那四始六义的遗留，就荡然无存、泯灭了啊。因为声音有高亢和低沉，所以句子有长短。声音有抑扬顿挫，所以韵律有舒缓急促。生活在今日而寻求音乐的类似，就不得不在词中有获取了。唐人乐府，多采用五七言绝句。从李太白创立词调，等到宋初，慢词还比较少。到了大晟的官署，像应天长、瑞鹤仙之类，向上进献给郊庙朝廷，拓展扩大了它的领域，正统和变化日益完备。我认为词不一定不能有颂赞，但主要的意旨接近雅。在雅上不能广大，但也不是微小，大概是雅的变化的吧。它感动人的尤其快捷，没有远近幽深之分，风促使它到来。所以比兴的意义，升降的缘故，比起诗来更显著，也在于创作的人啊。上等是用来表达心志，长时间言说次之。心志高洁行为美好，然后就能广泛地契合于风雅。雕琢浮华的词语，放荡而不能返回，有文辞而没有实际，就太过了、奢靡了，又哪里是词原本的样子呢。我十五岁开始学诗，二十二岁旅居在会稽生病，才开始作词，不曾深入地观察它。然而喜欢从人事中探求它的意旨，论述作者的时代，思考作者的为人。三十岁以后，审视它的流派分别，才又获得前代贤人的言论来相互启发。年过四十，更加明白古代音乐的类似在乐府，乐府的余韵在词。从前说：‘礼仪丧失就去民间寻求。’那音乐丧失，是不是就从词中寻求呢。然而那些奢靡、华丽、迷惑人心的，变化更严重，每天出现而无穷无尽，因此就对它鄙夷，对它挥斥。而且它作为一种文体，本来不必一定用庄重的语言，而后从旁侧表达言语，旁通其中的情感，触类旁通来感动人，类推完整。甚至作者的用心不一定是那样，而读者的用心为什么就一定不是那样呢。言语思考推想的尽头，而喜怒哀乐的相互抒发，是在诗中没有得到的回响，现在却在词中有了得到。像这样到了五十岁，看法才最终确定。在这之前写了本朝人词五卷，来相互证明。又对二十二岁以来，审定从唐到明的词，开始有很多丢弃的，中间有很多选取的，最后就是时而选取时而丢弃，时而丢弃时而选取，就写定了这一千篇，是复堂词录。前集一卷，正集七卷，后集二卷。这中间字句不同，名字互有差异，都有依据，不同于流俗。大概的意思就是折衷古今名人的论述，而不是敢放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