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通·内篇·补注第十七

唐 · 刘知几

昔《诗》、《书》既成，而毛、孔立《传》。《传》之时义，以训诂为主，亦犹《春秋》之传，配经而行也。降及中古，始名传曰注。盖传者转也，转授于无穷；注者流也，流通而靡绝。惟此二名，其归一揆。如韩、戴、服、郑，钻仰《六经》，裴、李、应、晋，训解《三史》，开导后学，发明先义，古今传授，是曰儒宗。
既而史传小书，人物杂记，若挚虞之《三辅决录》，陈寿之《季汉辅臣》，周处之《阳羡风土》，常璩之《华阳士女》，文言美辞列于章句，委曲叙事存于细书。此之注释，异夫儒士者矣。
次有好事之子，思广异闻，而才短力微，不能自达，庶凭骥尾，千里绝群，遂乃掇众史之异辞，补前书之所阙。若裴松之《三国志》，陆澄、刘昭两《汉书》，刘彤《晋纪》，刘孝标《世说》之类是也。
亦有躬为史臣，手自刊补，虽志存该博，而才阙伦叙，除烦则意有所吝，毕载则言有所妨，遂乃定彼榛楉，列为子注。若萧大圜《淮海乱离志》，羊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，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，王劭《齐志》之类是也。
榷其得失，求其利害，少期集注《国志》，以广承祚所遗，而喜聚异同，不加刊定，恣其击难，坐长烦芜。观其书成表献，自此蜜蜂兼采，但甘苦不分，难以味同萍实者矣。陆澄所注班史，多引司马迁之书，若此缺一言，彼增半句，皆采摘成注，标为异说，有昏耳目，难为披览。窃惟范晔之删《后汉》也，简而且周，疏而不漏，盖云备矣。而刘昭采其所捐损，以为补注，言尽非要，事皆不急。
譬夫人有吐果之核，弃药之滓，而愚者乃重加捃拾，洁以登荐，持此为工，多见其无识也。孝标善于攻缪，博而且精，固以察及泉鱼，辨穷河豕。嗟乎！以峻之才识，足堪远大，而不能探赜彪、峤，网罗班、马，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，锐思于流俗短书。可谓劳而无功，费而无当者矣。自兹已降，其失逾甚。若萧、羊之琐杂，王、宋之鄙碎，言殊拣金，事比鸡肋，异体同病，焉可胜言。
大抵撰史加注者，或因人成事，或自我作故，记录无限，规检不存，难以存一家之格言，千载之楷则。凡诸作者，可不详之？
至若郑玄、王肃述《五经》而各异，何休、马融论《三传》而竞爽。欲加商榷，其流实繁。斯则义涉儒家，言非史氏，今并不书于此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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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

• 训诂（xùn gǔ）：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义。
• 揆（kuí）：准则，道理。
• 委曲：详细，详尽。
• 榛楉（zhēn rù）：丛生的杂木，比喻杂乱的事物。
• 刊定：删削改定。
• 捃拾（jùn shí）：拾取，收集。
• 探赜（tàn zé）：探索深奥的道理。
• 楷则：法式，典范。

翻译

从前《诗经》《尚书》完成之后，毛亨、孔安国为它们作《传》。《传》的意义，是以训诂为主，也如同《春秋》的传，是配合经书而流传的。到了中古时代，开始把传称作注。大概传就是转，辗转传授没有尽头；注就是流，流传通行而没有断绝。只有这两个名称，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像韩婴、戴德、服虔、郑玄，深入研究《六经》，裴骃、李斐、应劭、晋灼，训释解说《三史》，开导后辈学者，阐发前人的义理，从古至今传授下来，这些人被称为儒家宗师。

接着历史传记和笔记小说，人物杂记之类，如挚虞的《三辅决录》，陈寿的《季汉辅臣》，周处的《阳羡风土》，常璩的《华阳士女》，优美的文辞列在篇章字句中，详细的叙事保存在笔记中。这类的注释，和儒家学者的注释不同。

再有一些好事的人，想要扩大自己的见闻，但是才学浅薄能力微弱，不能自己有所成就，希望凭借他人的力量，达到超群出众的地步，于是就选取众多史书的不同言辞，补充前面书籍所缺少的内容。像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，陆澄、刘昭注两《汉书》，刘彤注《晋纪》，刘孝标注《世说新语》之类就是这样。

也有亲自担任史官，亲手进行刊正补充，虽然心志在于广博完备，但才华缺少条理次序，去除繁杂的内容就心里有所不舍，全部记载就语言有所妨碍，于是就确定那些杂乱的内容，列为子注。像萧大圜的《淮海乱离志》，羊衒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，宋孝王的《关东风俗传》，王劭的《齐志》之类就是这样。

探讨它们的得失，权衡它们的利弊，裴松之集合注《三国志》，来扩充陈寿所遗漏的内容，但他喜欢收集不同的说法，不加以删定，放纵地进行辩驳责难，导致篇幅冗长繁琐。看他完成书籍后上表进献，从此像蜜蜂一样兼采各种说法，但却不分甘苦，难以像萍实那样有一致的味道。陆澄所注的班固《汉书》，大多引用司马迁的书，像这里缺一句话，那里增加半句话，都是采摘来写成注，标注为不同的说法，使人眼花缭乱，难以阅读。我私下认为范晔删定的《后汉书》，简洁而且周全，粗疏却没有遗漏，应该说是很完备了。而刘昭选取范晔抛弃删损的内容，作为补注，说的话都是不重要的，事情都是不紧急的。

就好比人有吐掉的果核，扔掉的药渣，而愚蠢的人却重新加以收集，清洁后拿来进献，把这当作功劳，大多可以看出他们的无知。刘孝标善于攻击错误，广博而且精确，本来能够明察到深渊的游鱼，辨别清楚大河中的野猪。唉！以刘孝标那样的才学见识，足以做到远大的成就，却不能探索班彪、峤峤的著述，网罗班固、司马迁的成果，却反而对里巷小说留意，对流行的短书锐意思考。可以说是劳而无功，浪费而没有意义。从这以后，这种失误更加严重。像萧大圜、羊衒之的琐碎杂乱，王劭、宋孝王的浅陋细碎，言论就像挑选金子一样困难，事情就像鸡肋一样无味，不同的作品却有相同的毛病，哪里说得完呢。

大体上撰写史书并加以注释的人，有的是依靠别人的成果，有的是自己标新立异，记录没有限制，规范准则不存在，难以成为一家的格言，千年的典范。凡是各位作者，能不详细考虑这些吗？

至于像郑玄、王肃阐述《五经》而各不相同，何休、马融议论《三传》而各自争胜。想要加以商讨评价，这类流派实在繁多。这是涉及儒家的义理，不是史家的言论，现在都不在这里记录了。

赏析

这段文字对史书注释的各种情况进行了探讨和评价。作者首先阐述了早期儒家学者对经典的注释，强调了其重要性和权威性。接着，作者提到了一些历史传记和笔记小说的注释，认为它们与儒家经典的注释有所不同。然后，作者分别讨论了几种史书注释的类型，如补充前书所阙的、手自刊补列为子注的，并对它们的得失进行了分析。作者认为，一些注释存在着过于繁琐、不加刊定、内容不重要等问题，如裴松之的《三国志》注、陆澄的《汉书》注等。同时，作者也对一些注释者的才学和见识进行了评价，认为他们本应在更有价值的领域发挥才能，却在一些琐碎的内容上浪费精力。最后，作者强调了撰写史书注释应该遵循一定的规范和准则，否则难以成为经典之作。总的来说，这段文字对史书注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评价，对我们理解古代史书注释的特点和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