赏析
此曲是作者延祐二年（1315）之后隐居杭州时期所作。它揭露了官场险恶、祸福无常、生命难保的残酷现实，表现了作者远害全身而又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。
首句用一通俗生动的比喻，起势突兀。把奔竞功名比作马车直下陡坡一样惊险。车下陡坡，疾驰如飞，马易受惊，更疯狂难制。其结果，难免人仰马翻，粉身碎骨；纵偶得幸存，亦将重伤致残。“下坡车”，本是通行已久的俗语。古人诗歌中亦常用。如白居易：“我今六十五，走若下坡轮”；张耒：“流年下坡毂，万事复枰棋”。马致远散曲中亦有“红日西斜，疾似下坡车”之句。然而，这些“下坡车”都是喻光阴荏苒，迅逝而如下坡之车。本曲则在其中注入了“惊险”的内涵。这就不仅有了表层的比喻意，更有了对生活内容的深思。作者在另一首小令中还把仕途比作“高竿上人弄险”，可谓异曲同工，发人深省。而这种发人深省的对人生的思索又是用通行的俗语来表现的。这不妨说是其通俗本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。元曲中常把官场险恶比作“鬼门关”、“连云栈”、“虎窟龙潭”、“风波海”、“虎狼穴”、“醯鸡瓮”，但都不如贯词来得通俗本色。
次句接以设问，引人惊悚。“参破”，本佛家语即看破、识破。仕途险恶，本是封建社会常有的现象，历代有之；然古往今来，除范蠡、张良等知机者功成身退之外，更多的人确未参破个中风险。像元曲中常写到的鉏麑、豫让、屈原、伍子胥、韩信等就是如此。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”（《史记·越世家》）越勾践、吴夫差、汉刘邦、赵匡胤等莫不如此。历史上确有那么一批封建帝王，只可共患难，不能同安乐，一旦黄袍加身，便忘恩负义、猜忌功臣。作者这一设问，是元文人在他们那个时代“悟”出的“知机”之言：它启发人们对历史教训的沉痛反思，告诫人们在沉迷中猛醒。
三四两句是对“惊险”内涵的具体阐发。玉堂，指宫殿、朝廷。仅以作者所在的武宗、仁宗、英宗三朝为例，因皇位之争而致大臣“遭残祸”的事例就不胜枚举。武宗即位，拥立安西王阿难答一派的将相大臣如明里铁木儿、阿忽台、八都马辛、怯烈等人即被处死。文宗即位前后，为排除异己，又妄加罪名，杀死丞相脱虎脱、三宝奴、平章政事乐实、左丞保八、参政王罴等一大批。而贯云石向仁宗上的“万言书”中又不无犯讳之嫌，如“释边戍以修文德”，是批评仁宗对八百媳妇国和吐蕃用兵之事；“教太子以正国本”，是针对英宗的不良行径；“立谏官以辅圣德”，是针对当时只有御史纠察臣僚而无谏官批评皇帝这一弊端。故仁宗览后只“嘉叹，未报”。七年后英宗即位，奸臣铁木迭儿复相。一上台就将曾“攻讦其奸”的平章政事萧拜柱、御史中丞杨朵儿、上都留守贺伯颜加罪处死，贯云石的老师平章政事李孟也被夺爵降职。“万言书”曾得罪英宗和铁木迭儿，作者倘不及时隐退，“残祸”恐亦难逃。回首这十余年历史，一批一批“玉堂臣”如走马灯般惨遭杀戮，而诗人自己幸而及早“参破”，隐居西湖，在湖光山色、林泉佳趣中悠哉乐哉，安然无恙，难怪他要庆幸“争（怎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”了！
此曲有感而发，直抒胸臆，字字本色，明白如话。但又豪放而不粗疏，通俗而能深藏哲理，消沉中蕴含愤怒。真可谓“信手拈来世已惊”（王若虚《论诗诗》），“豪华落尽见真淳”（元好问《论诗绝句三十首》）了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