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君书 更法

秦 · 商鞅

孝公平画①，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挚三大夫御于君，虑世事之变，讨正法之本②，求使民之道。
君曰：“代立不忘社稷，君之道也;错法务明主长③，臣之行也。今吾欲变法以治，更礼以教百姓，恐天下之议我也④。”
公孙鞅曰：“臣闻之，‘疑行无成，疑事无功’。君亟定变法之虑⑤，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。且夫有高人之行者，固见负于世;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见訾于民。语曰：‘愚者暗于成事⑥，知者见于未萌。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。’郭偃之法曰⑦：‘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’法者，所以爱民也;礼者，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⑧;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⑨。”
孝公曰：“善！”
甘龙曰：“不然！臣闻之，‘圣人不易民而教，知者不变法而治。’因民而教者⑩，不劳而功成;据法而治者，吏习而民安。今若变法，不循秦国之故，更礼以教民，臣恐天下之议君，愿孰察之！”
公孙鞅曰：“龙之所言，世俗之言也！夫常人安于故习，学者溺于所闻：此两者，所以居官而守法，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礼而王⑬，五霸不同法而霸。故知者作法，而愚者制焉⑮;贤者更礼，而不肖者拘焉⑯。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，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。君无疑矣！”
杜挚曰：“臣闻之，‘利不百，不变法;功不十，不易器。’臣闻法古无过，循礼无邪。君其图之！”
公孙鞅曰：“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！帝王不相复，何礼之循！伏羲、神农教而不诛，黄帝、尧、舜诛而不怒⑰，及至文、武，各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礼。礼、法以时而定，制、令各顺其宜，兵甲器备各便其用。臣故曰：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。汤、武之王也，不循古而兴;殷、夏之灭也，不易礼而亡。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，循礼者未足多是也。君无疑矣！”
孝公曰：“善！吾闻穷巷多怪，曲学多辨⑱。愚者笑之，知者哀焉;狂夫之乐，贤者丧焉。拘世以议，寡人不之疑矣！”于是遂出垦草令。

译文

秦孝公在研究治国的办法，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挚三位大夫陪着他，一起考虑当时形势的变化，探讨立法的原则，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。
秦孝公说：“继承君位不应忘记国家，这是国君当遵守的原则;推行法令务必要显示出国君的明智，这是臣下应有的本分。现在我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，改变礼制来教化百姓，但是又怕天下人非议我。”
公孙鞅说：“我听说，‘行动犹豫不决，则不会有成就;做事不果断，则不会有功绩。’既然您有了这样的想法，就请您快下决心去做，没有必要去担心天下人的非议。况且行为高于别人的人，本来就会被世俗非议;有独到见解的人，必定会受到他人的诽谤。俗话说：‘愚笨的人常常在事成之后依然糊里糊涂，聪明的人往往在事前就会有所预见。不可以与普通的人讨论创新的事情，只能同他们一起乐享其成。’郭偃变法时就说过：‘讲究最高德行的人不会附和一般人的见解，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同一般人相谋划。’法令，是用来爱民的;礼制，是用来便于做事的。所以对圣人来说，只要可以达到强国的目的，可以不必仿效旧法;只要是对于人民有利的，可以不必沿用旧礼制。”
秦孝公说：“好！”
甘龙说：“不对！我听说，‘圣人不改变人民的旧习惯而进行教化，智者不改变旧法令而治理国家。’顺着人民的旧习惯去教化他们，不用费力就会成功;依据旧法令来治理国家，官吏们习惯，人民也安宁。现在如果变法，不按照秦国的旧方式来办事，而改变旧礼制来教化人民，我真的担心天下人会非议您。请您务必慎重考虑！”
公孙鞅说：“甘龙所说，都是一般世俗的言论！常人总是安于旧习惯，学者总是局限于自己所知道的那一套：这些人只是占有官位，墨守成规，没有办法同他们讨论变法的事情！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礼制虽然各不相同，但是都称王于天下;五霸所采用的法令不相同，但是都能称霸诸侯。所以，只有智者才能够制定新的法令，而愚笨的人只能墨守之;只有贤能的人才能更改礼制，而不肖的人只得受礼制的约束。受礼制约束的人，是不足以与之谈论国事的;墨守旧法的人，是不足以与之谈论变法的。您就不要再犹豫了！”
杜挚说：“我听说，‘没有百倍的利益，则不改变旧法;没有十倍的功效，则不改用新的工具。’而且，我也听说，效法古代是没有过错的，遵循旧礼是不会出问题的。希望您能再考虑一下！”
公孙鞅说：“古时候，历代的政教各不相同，有什么古法可效？帝王也不是重复治术的，有什么旧礼可以遵循呢？伏羲、神农实行教化，而不用刑罚;黄帝、尧、舜虽然用刑罚但是不过分;到了周文王、周武王，他们则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礼制。礼制和法令都是按照时代的要求来制定的，制度和命令都必须合时宜，各种兵甲器械的制造都是为了方便使用。因此我说：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，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就不一定要去效法古代。商汤、周武王不去效法古代，他们治理的国家照样兴盛;殷纣、夏桀没有改变旧的礼制，但是照样灭亡。由此可见，违反古制的未必要受到指责，而死守旧礼、因循守旧的也未必值得称赞。大王，您不必再犹豫了！”
秦孝公听完说：“好！我听说住在偏僻的地方的人往往会少见多怪，学识浅薄的人则常常喜欢诡辩。愚笨的人所耻笑的，恰恰是智者所怜悯的;狂妄的人所高兴的，往往是贤能的人所忧伤的。现在，即便是人们以世俗的想法来非议我，我也不再犹豫了！”于是便发出了开垦荒地的命令。

注释

①平：通“评”，评论。画：筹划。平画，指研究治国办法。②正：定，制定。③错：通“措”，建立，施行。④议：非议。⑤亟（jí）：赶快。⑥暗：不明白。⑦郭偃：春秋时晋国人，曾帮助晋文公实行改革。⑧故：古，旧。⑨循：遵循。⑩因：顺着。习：熟悉。孰：通“熟”，仔细。⑬三代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个朝代。五霸：即春秋五霸，指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吴王阖闾、越王勾践。⑮制：约束。⑯拘：拘泥、束缚。⑰怒：超过。⑱曲学：浅陋的见解。

（以下内容由 AI 生成，仅供参考。）

注释

• 平画：筹划，商量。（“画”读作“huà”）
• 讨正法之本：探讨正确的法制的根本。
• 错法：施行法令。
• 亟：赶快。（“亟”读作“jí”）
• 暗于成事：在事情已经成功后还不明白。
• 訾：诋毁。（“訾”读作“zǐ”）
• 郭偃之法：郭偃，春秋时期晋国大夫，主张改革。这里的“郭偃之法”指郭偃的言论或主张。
• 故：旧的，原先的。
• 易民而教：改变百姓的习俗来进行教化。
• 溺：沉迷，陷入。
• 王：称王，统治天下。
• 制：被制约，被控制。
• 拘：拘泥，束缚。
• 诛：惩罚，惩处。（“诛”读作“zhū”）
• 怒：过度严厉，盛怒。
• 曲学：学识浅陋的人。

翻译

秦孝公与大臣们筹划商议国事，公孙鞅、甘龙、杜挚三位大夫陪侍在孝公身边，思考社会时事的变化，探讨正确法制的根本，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。

秦孝公说：“接替先君的位置后不忘记国家，这是做国君的原则；施行法令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，这是做臣子的行为。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，通过更改礼制来教化百姓，却担心天下人会非议我。”

公孙鞅说：“我听说，‘行动迟疑就不会有成就，做事犹豫就不会有功效’。您应该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，不要顾虑天下人的非议。况且，有出类拔萃的行动的人，本来就会被世俗所反对；有独到见解的人，一定会被一般人所诋毁。俗语说：‘愚昧的人在事情成功后还不明白，聪明的人在事情尚未萌芽时就能预见到。百姓不可以在事情开始时和他们商量，而只能在事情成功后和他们一同享受成果。’郭偃的法言说：‘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，成就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商议。’法制，是用来爱护百姓的；礼制，是为了方便做事的。所以圣人如果可以使国家强大，不必沿袭旧的法制；如果可以使百姓获利，不必遵循旧的礼制。”

秦孝公说：“好！”

甘龙说：“不是这样的！我听说，‘圣人不改变百姓的习俗来进行教化，聪明的人不改变法制来治理国家。’依据百姓的习俗进行教化，不费力就能成功；依据法制来治理国家，官吏熟悉法律，百姓也能安定。现在如果变法，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，更改礼制来教化百姓，我担心天下人会非议国君，希望您仔细考虑！”

公孙鞅说：“甘龙所说的，是世俗的言论！一般人习惯于旧有的习俗，学者们沉迷于自己所听到的东西：这两种人，只能居官守法，不能和他们讨论法制以外的事情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礼制不同却都能称王天下，春秋五霸的法制不同却都能称霸诸侯。所以聪明的人制定法制，而愚昧的人被法制制约；贤能的人更改礼制，而无能的人被礼制束缚。被礼制束缚的人不能和他商讨大事，被法制制约的人不能和他讨论变法。您不要迟疑了！”

杜挚说：“我听说，‘没有百倍的利益，就不改变法制；没有十倍的功效，就不更换器具。’我听说效法古代不会有过错，遵循礼制不会有邪念。您还是考虑一下吧！”

公孙鞅说：“前代的政教各不相同，应该效法哪个古代呢！帝王不相重复，应该遵循哪种礼制呢！伏羲、神农施行教化而不施行惩罚，黄帝、尧、舜施行惩罚而不过分严厉，到了周文王、周武王时，他们各自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制定法律，依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礼制。礼制和法律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制定，制度和政令各自顺应实际情况，兵器铠甲和器具装备各自方便使用。所以我说：治理国家不一定只用一种方法，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效法古代。商汤、周武王称王天下，不是因为遵循古代的法度而兴盛；殷朝和夏朝的灭亡，不是因为改变礼制而灭亡。既然这样，那么反对古代的不一定应该受到非议，遵循礼制的也不一定应该受到称赞。您不要迟疑了！”

秦孝公说：“好！我听说住在穷乡僻巷的人多怪异，学识浅陋的人多争辩。愚昧的人嘲笑的事情，聪明的人感到悲哀；狂妄的人感到快乐的事情，贤能的人感到哀伤。拘泥于世俗的议论，我不会再迟疑了！”于是就颁布了开垦荒地的法令。

赏析

这段文字记载了秦国在秦孝公时期关于变法的一场讨论。商鞅以坚定的态度主张变法，他认为行动不能迟疑，法制和礼制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以实现国家的强大和百姓的利益。他通过引用俗语、前人的言论以及历史上的事例，有力地反驳了反对变法的观点。

甘龙主张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和习俗进行治理，认为这样可以不费力地取得成功，并且能使官吏和百姓都适应。商鞅则指出这种观点的局限性，认为拘泥于旧习的人无法探讨变法这样的大事。

杜挚则以没有百倍利益就不改变法制、没有十倍功效就不更换器具为理由，反对变法。商鞅再次强调了时代的变化需要相应的变革，不能一味地效法古代和遵循旧制。

秦孝公最终被商鞅的观点说服，决定推行变法。这段讨论体现了商鞅的变法思想和他的雄辩才能，也反映了秦国在战国时期求变图强的决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