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通·内篇·表历第七

唐 · 刘知几

盖谱之建名，起于周代，表之所作，因谱象形。故桓君山有云：“太史公《三代世表》旁行邪上，并效周谱。”此其证欤？
夫以表为文，用述时事，施彼谱牒，容或可取，载诸史传，未见其宜。何者？
《易》以六爻穷变化，《经》以一字成褒贬，《传》包五始，《诗》含六义。故知文尚简要，语恶烦芜，何必款曲重沓，方称周备。
观马迁《史记》则不然矣。夫天子有本纪，诸侯有世家，公卿以下有列传，至于祖孙昭穆，年月职官，各在其篇，具有其说，用相考核，居然可知。而重列之以表，成其烦费，岂非谬乎？且表次在篇第，编诸卷轴，得之不为益，失之不为损。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，越至世家，表在其间，缄而不视，语其无用，可胜道哉！
既而班、《东》二史，各相祖述，迷而不悟，无异逐狂。必曲为铨择，强加引进，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。何者？当春秋、战国之时，天下无主，群雄错峙，各自年表。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，则诸国分年，一时尽见。如两汉御历，四海成家，公卿既为臣子，王侯才比郡县，何用表其年数，以别于天子者哉！
又有甚于斯者。异哉，班氏之《人表》也！区别九品，网罗千载，论世则异时，语姓则他族。自可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使善恶相从，先后为次，何藉而为表乎？且其书上自庖犠，下穷嬴氏，不言汉事，而编入《汉书》，鸠居鹊巢，茑施松上，附生疣赘，不知翦截，何断而为限乎？
至法盛书载中兴，改表为注，名目虽巧，芜累亦多。当晋氏播迁，南据扬、越，魏宗勃起，北雄燕、代，其间诸伪，十有六家，不附正朔，自相君长。崔鸿著表，颇有甄明，比于《史》、《汉》群篇，其要为切者矣。
若诸子小说，编年杂记，如韦昭《洞纪》、陶弘景《帝代年历》，皆因表而作，用成其书。既非国史之流，故存而不述。

（以下内容由 AI 生成，仅供参考。）

注释

• 刘知几：（661 年～721 年），字子玄，彭城（今江苏省徐州市）人。唐朝大臣、史学家。
• 谱牒：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。牒（dié）。
• 桓君山：即桓谭，东汉学者。
• 周谱：周朝的谱牒。
• 款曲：衷情，殷勤诚挚的心意。
• 重沓：重复。
• 马迁：即司马迁。
• 本纪：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中的帝王传记。
• 世家：史记中传记的一种体裁，主要记叙诸侯之事。
• 列传：中国纪传体史书的体裁之一，司马迁撰《史记》时首创，主要记述人物事迹。
• 昭穆：古代宗法制度，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，以始祖居中，二世、四世、六世位于始祖左方，称昭；三世、五世、七世位于右方，称穆；用来分别宗族内部的长幼、亲疏和远近。
• 缄：封闭。
• 班：班固，东汉史学家。
• 《东》：指《东观汉记》。
• 铨择：衡量选择。铨（quán）。
• 御历：指帝王统治天下。
• 庖犠：即伏羲。犠（xī）。
• 嬴氏：指秦朝。
• 法盛：即房玄龄等人所著《晋书》的部分内容的原作者王隐。
• 中兴：指东晋。
• 崔鸿：南北朝时期北魏史学家。
• 正朔：一年中的第一天，也指帝王新颁的历法。

翻译

大概谱牒这个名称的建立，始于周代，表的创作，是依照谱牒而形成其形态。所以桓君山曾说：“太史公的《三代世表》横行邪上排列，都是效仿周朝的谱牒。”这就是证据啊？把表作为一种文体，用来记述当时的事情，应用在那些谱牒上，或许是可以的，但载入史传之中，就不恰当。为什么呢？《周易》凭借六爻穷尽变化，《春秋经》用一个字体现褒贬，《春秋传》包含“五始”，《诗经》含有“六义”。所以知道写文章崇尚简要，语言厌恶繁琐芜杂，何必要那样殷勤诚挚、重复，才说得上周全完备呢。

看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却不是这样。天子有本纪，诸侯有世家，公卿以下有列传，至于祖孙辈次、年月、职官，各自在其篇章里都有记载、有说明，用它来相互考核，清楚明白就可以知道。却又重复列出表，造成很烦琐费用，难道不是错误的吗？而且表依次排列在篇章次序中，编排在书卷里，得到它没有益处，失去它也没有损失。致使读者没有不是先看本纪，跳过世家，表在这中间，却封闭不看，说它没有用处，哪里说得完呢！

接着班固和《东观汉记》两部史书，各自祖述司马迁，迷惑而不觉悟，与盲目追逐没有什么不同。如果一定要勉强衡量选择，强行引进，那么列国的年表或许还可以保留。为什么呢？在春秋、战国的时候，天下没有统一的君主，群雄对峙，各自有自己的年表。如果把它展示在表中来统一那个时代，那么各国分年，一下子都能看到。像两汉统治天下，四海如同一家，公卿既然是臣子，王侯才相当于郡县，还用得着用表来标明他们的年数，来和天子区别吗！

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呢。奇怪啊，班固的《人表》！区别九品，搜罗千年，论述时代则是不同时期，论及姓氏则是其他族群。自然可以按照类别相聚，按照事物分类，使善的恶的相跟随，先后有次序，为何要借助表呢？而且它的书上自伏羲，下到秦朝，不说汉代的事，却编入《汉书》中，像鸠鸟占居喜鹊的巢，菟丝子附着在松树上，是附带的多余的东西，不知道剪裁，哪里还有什么判断而有限制呢！

至于王隐的书记载东晋，把表改成注，名称虽然巧妙，但繁琐累赘也很多。当晋朝迁移，向南占据扬州、越州，北魏的宗族崛起，向北称雄于燕州、代州，那中间的各个伪政权，有十六家，不依附正统，自己互相封立首领。崔鸿写表，很有辨别明晰之处，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各篇相比，它的重要性更为切合啊。

至于那些诸子的小说，编年的杂记，比如韦昭的《洞纪》、陶弘景的《帝代年历》，都是依靠表而写，用来完成他们的著作。既然不是国史之类，所以保存而不叙述。

赏析

这段文字主要是刘知几对史书编纂中“表”这一形式的论述和批判。他指出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显得繁琐、多余，对于一些内容并不适宜用表呈现。同时，他对前代史书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在使用表时的得失进行了分析。刘知几强调写史应追求简要、明了，不应滥用表的形式。整体上体现了他严谨的史学观点和对史书编纂艺术的深入思考。文章观点鲜明，论证有力，对后世的史学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