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通·内篇·鉴识第二十六

夫人识有通塞,神有晦明,毁誉以之不同,爱憎由其各异。盖三王之受谤也,值鲁连而获申;五霸之擅名也,逢孔宣而见诋。斯则物有恒准,而鉴无定识,欲求铨核得中,其唯千载一遇乎!况史传为文,渊浩广博,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,致远钩深,乌足以辩其利害,明其善恶。 观《左氏》之书,为传之最,而时经汉、魏,竟不列于学官,儒者皆折此一家,而盛推二《传》。夫以丘明躬为鲁史,受经仲尼,语世则并生,论才则同耻。 彼二家者,师孔氏之弟子,预达者之门人,才识本殊,年代又隔,安得持彼传说,比兹亲受者乎!加以二《传》理有乖僻,言多鄙野,方诸《左氏》,不可同年。 故知《膏肓》、《墨守》,乃腐儒之妄述;卖饼、太官,诚智士之明鉴也。 逮《史》、《汉》继作,踵武相承。王充著书,既甲班而乙马;张辅持论,又劣固而优迁。然此二书,虽互有修短,递闻得失,而大抵同风,可为连类。张晏云:迁殁后,亡《龟策》、《日者传》,褚先生补其所缺,言词鄙陋,非迁本意。案迁所撰《五帝本纪》、七十列传,称虞舜见阨陋,遂匿空而出;宣尼既殂,门人推奉有若。其言之鄙,又甚于兹,安得独罪褚生,而全宗马氏也?刘轨思商榷汉史,雅重班才,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,而辄编高后。案弘非刘氏,而窃养汉宫。时天下无主,吕宗称制,故借其岁月,寄以编年。而野鸡行事,自具《外戚》。譬夫成为孺子,史刊摄政之年;厉亡流彘,历纪共和之日。而周、召二公,各世家有传。班氏式遵曩例,殊合事宜,岂谓虽浚发于巧心,反受嗤于拙目也。 刘祥撰《宋书·序录》,历说诸家晋史,其略云:“法盛《中兴》,荒庄少气,王隐、徐广,沦溺容华。”夫史之叙事也,当辩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,其事核,若斯而已可也。必令同文举之含异,等公干之有逸,如子云之含章,类长卿之飞藻,此乃绮扬绣合,雕章缛彩,欲称实录,其可得乎?以此诋诃,知其妄施弹射矣。 夫人废兴,时也。穷达,命也。而书之为用,亦复如是。盖《尚书》古文,《六经》之冠冕也,《春秋左氏》,三《传》之雄霸也。而自秦至晋,年逾五百,其书隐没,不行于世。既而梅氏写献,杜侯训释,然后见重一时,擅名千古。若乃《老经》撰于周日,《庄子》成于楚年,遭文、景而始传,值嵇、阮而方贵。 若斯流者,可胜纪哉!故曰“废兴,时也。穷达,命也。”适使时无识宝,世缺知音,若《论衡》之未遇伯喈,《太玄》之不逢平子,逝将烟烬火灭,泥沉雨绝,安有殁而不朽,扬名于后世者乎!
拼音
(以下内容由 AI 生成,仅供参考。)

注释

  • 通塞:指人的见识是否通达,即能否理解和接受。
  • 晦明:比喻人的智慧或命运的起伏变化。
  • 鲁连:鲁仲连,战国时期人物,以智谋闻名,帮助平原君解围。
  • 孔宣:孔子的弟子,可能指孔融,他批评过一些历史人物。
  • 《膏肓》、《墨守》:古代对固执、不知变通的儒生的贬称。
  • 卖饼、太官:比喻眼光敏锐、能辨别是非的人。
  • 《史》、《汉》:指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和班固的《汉书》。
  • 张辅:张衡,东汉时期的文学家和史学家。
  • 王充:东汉哲学家,著有《论衡》。
  • 张晏:西汉史学家,对司马迁作品有所评论。
  • 《龟策》、《日者传》:指占卜的书籍。
  • 刘轨思:唐朝史学家,对《汉书》有所评价。
  • 《宋书·序录》:南朝刘祥所撰的史书。
  • 法盛、王隐、徐广:晋代史学家,他们的作品风格特点。
  • 《尚书》、《六经》、《春秋左氏》:古代经典文献。
  • 梅氏、杜侯:指宋代的梅尧臣和杜预,他们对古籍的贡献。

翻译

一个人的见识有通达和闭塞之分,智慧有光明和晦暗之时,赞美和指责因此有所不同。比如三王(夏商周三代君王)受到诽谤,因为遇到了智者鲁仲连而得以洗清;五霸(春秋时期的五个霸主)享有盛名,却又因孔融等人的批评而受到诋毁。这说明事物自有常理,但对历史的评判并没有固定的标准,想要找出公正的评价,大概只有千年一遇的明鉴吧!特别是史书写作,内容深奥广泛,学者如果不能深入探究,怎能分辨其利弊,明白其善恶?

《左传》被誉为最好的史书之一,但历经汉、魏时代,却未能成为官方教材,学者们更推崇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。左丘明本人就是鲁国史官,孔子的学生,他的观点与孔子同时,才华上也是同等水平。

那两家学者虽然都是孔门弟子,但他们与左丘明相比,无论是才能还是时代背景都有差异,怎能仅凭他们的记载来评价左丘明这位亲历者呢?况且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的理论有时偏激,言辞粗俗,与《左传》相比,根本无法相提并论。

所以,我们知道那些顽固的儒生所说的荒谬言论,而像刘祥这样的明智之人则能辨别真伪。到了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出现,虽然各自有优缺点,但总体风格相似。有人认为司马迁的一些遗失部分被褚先生补充,但这些补充言语粗陋,不是司马迁的原意。实际上,司马迁的作品如《五帝本纪》等,其表达方式同样朴素,不能因此就只指责褚先生,而不认可司马迁的整体创作。

刘祥撰写《宋书·序录》时提到,晋代史书有各种风格,有的过于华丽,有的过于平庸。史书记载应当清晰朴实,而非华丽冗长,文字直白,事实准确。过分追求华丽的修辞,与史实不符,这种批评是不合理的。

历史的兴衰,是时代的产物;个人的得失,是命运的安排。书籍的作用也是如此。《尚书》是古代经典,而《左传》是三传中的佼佼者。然而从秦到晋,数百年的时光里,这些古籍一度消失,直到梅尧臣抄写并杜预注释后,才重新受到重视,流传千古。像《老子》《庄子》这样的作品,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传播时机,可能就会湮没无闻。

赏析

刘知几的这段文字,通过对历史著作的分析,探讨了史学评价的公正性和时代影响。他认为历史评判应基于事实,而不是凭借个人好恶或时代风尚。他还强调了经典文献如《尚书》和《左传》的重要性,以及它们在历经沉浮后得以重振的机遇。文中通过对比和引用,展现了对史学研究的深刻见解,以及对当时学术风气的批判。

刘知几

刘知几

唐徐州彭城人,字子玄。刘知柔弟。高宗永隆进士。调获嘉主簿。武则天时累迁凤阁舍人,兼修国史。中宗时,擢太子率更令,迁秘书少监,参与编修《则天皇后实录》。又著《史通》四十九篇,于景龙四年成书。玄宗开元初迁左散骑常侍,仍领史事,坐事贬安州别驾。卒谥文。知几前后修史近三十年,主张秉笔直书,以为史家须具才、学、识三长。有集。 ► 56篇诗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