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。

出自 汉 ⋅ 刘向 的《 治国第四十八 》

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。民富则易治也，民贫则难治也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民富则安乡重家，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，敬上畏罪则易治也。民贫则危乡轻家，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，凌上犯禁则难治也。故治国常富，而乱国常贫。是以善为国者，必先富民，然后治之。
昔者，七十九代之君，法制不一，号令不同，然俱王天下者，何也？必国富而粟多也。夫富国多粟生于农，故先王贵之。凡为国之急者，必先禁末作文巧，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，民无所游食则必农。民事农则田垦，田垦则粟多，粟多则国富。国富者兵强，兵强者战胜，战胜者地广。是以先王知众民、强兵、广地、富国之必生于粟也，故禁末作，止奇巧，而利农事。今为末作奇巧者，一日作而五日食。农夫终岁之作，不足以自食也。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。舍本事而事末作，则田荒而国贫矣。

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，而上征暴急无时，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。耕耨者有时，而泽不必足，则民倍贷以取庸矣。秋籴以五，春粜以束，是又倍贷也。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，关市之租，府库之征粟十一，厮舆之事，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。夫以一民养四主，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，粟少而民无积也。

嵩山之东，河汝之间，蚤生而晚杀，五谷之所蕃孰也，四种而五获。中年亩二石，一夫为粟二百石。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，农夫以粥子者，上无术以均之也。故先王使农、士、商、工四民交能易作，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。是以民作一而得均。民作一则田垦，奸巧不生。田垦则粟多，粟多则国富。奸巧不生则民治。富而治，此王之道也。

不生粟之国亡，粟生而死者霸，粟生而不死者王。粟也者，民之所归也；粟也者，财之所归也；粟也者，地之所归也。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。故舜一徙成邑，二徙成都，参徙成国。舜非严刑罚重禁令，而民归之矣，去者必害，从者必利也。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，故天下之民归之。所谓兴利者，利农事也；所谓除害者，禁害农事也。农事胜则入粟多，入粟多则国富，国富则安乡重家，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、驱众移民，至于杀之，而民不恶也。此务粟之功也。上不利农则粟少，粟少则人贫，人贫则轻家，轻家则易去、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，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、守不必固矣。夫令不必行，禁不必止，战不必胜，守不必固，命之曰寄生之君。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。粟者，王之本事也，人主之大务，有人之涂，治国之道也。

译文

大凡治国的道理，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，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，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。何以知其然？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，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，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。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，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，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。所以，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，乱国必然是穷的。因此，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，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，然后再加以治理。

从前，历代的君主，法度不一，号令不同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。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，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。凡属于治国之急务，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，禁止了这些，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，人民无法游荡求食，就只好从事农业。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，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，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，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，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，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。因此，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、兵力强、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，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，以利于发展农业。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，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。农民终年劳动，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。这样，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。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，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。

凡是农业，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，按年算才可能有余。然而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，没有定时，农民只好借“一还二”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。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，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，农民又只好借“一还二”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。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“五”，春天卖粮的粮价是“十”，这又是一项“一还二”的高利贷。所以，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，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，因为关市的租税、府库的征收、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。—年四季加起来，也等于一项“一还二”的高利贷了。—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，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，国君也能制止农民外流，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。

从高山东麓到黄河、汝水之间。作物生长期早，凋落期迟，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。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。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。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。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。农民卖儿卖女，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。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、士、商、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，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。这样，农民专—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。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，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。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，粮食多则国家富裕。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。富裕而安定，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。

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，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，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成其王业。粮食，能吸引人民；粮食，能招引财富；粮食，也能使领土开拓。粮食一多，则天下的物产都来了。所以，舜第一次率民迁安发展农耕建成“邑”，第二次迁徒建成“都”，第三次迁徒建成“国”。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，而人民都跟定他了。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，跟着他必然有利。先代圣王，正是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，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。所谓兴利，就是有利于农业。所谓除害，就是禁害于农业。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，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，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，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，对他们驱使和调遣，以至于有所杀戮，人民都是不憎恶的。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。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，粮少则人民贫困，贫困则轻视家园，轻家则容易外逃，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“必行”，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“必止”，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，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。法令不能必行。禁律不能必止，出战不能必胜，防守不能必固，这叫作寄生的君主。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。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，是人君的重大任务，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。

（以下内容由 AI 生成，仅供参考。）

这篇内容主要是关于治国与富民、重农等的论述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古诗词，我依然按照要求为你进行整理。

注释

• 奚以：何以。
• 栗：“栗”同“粟”，粮食的通称。
• 末作：古代指工商业。
• 耨（nòu）：除草的农具。
• 蚤：通“早”。
• 籴（dí）：买进粮食。
• 粟十一：按十分之一收取粟。
• 厮舆：古代指杂役及车舆等。

翻译

大凡治国的道理，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。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，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。凭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？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，安于乡居爱惜家园就尊敬君主而畏惧刑罪，尊敬君主畏惧刑罪就容易治理了。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，不安于乡居轻视家园就敢于凌犯君主、违犯禁令，凌犯君主、违犯禁令就难以治理了。所以，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裕的，混乱的国家往往是贫穷的。因此，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，然后再加以治理。 从前，七十九代的君主，他们的法度礼制各不相同，号令也不一样，然而都能称王天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必定是他们国家富强而粮食丰硕。国家富强、粮食丰硕来源于农业，所以先代圣王重视农业。大凡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，必定是先禁止工商等末业和讲究文巧，末业被禁止、文巧被限制，那么人民就没有地方游荡求食了，人民没有地方游荡求食就一定会从事农业。人民从事农业，土地就会得到开垦，土地得到开垦，粮食就会增多，粮食增多国家就会富裕。国家富裕了，军队就会强大，军队强大了就能战胜敌人，战胜敌人就会占领广阔的土地。因此，先代圣王知道众多人口、强大的军队、广阔的土地、国家的富裕一定是由粮食产生的，所以禁止末业、停止讲究奇巧，而有利于农业生产。现在从事工商等末业、讲究奇巧的人，干一天活可以有五天的粮食。农夫终年劳作，还不够养活自己。这样百姓就会舍弃农业而从事末业。舍弃农业从事末业，土地就会荒废，国家就会贫穷。 凡是务农的人按月计算往往收入不足而按年计算就会有余，然而君主如果横征暴敛没有定时，那么百姓就只得借加倍的高利贷来满足君主的征税了。耕田除草都有季节性限制，但雨水不一定充足，农民就会借加倍的高利贷来雇佣别人给自己帮忙。秋天用五倍的代价买进粮食，春天又用加倍的价格卖出，这又是加倍的高利贷。所以，因为君主的征税而借加倍高利贷的情况就有这么四种，再加上关卡和市场的租金、府库征收的十分之一的赋税、各种劳役，这四季也又相当于一倍的高利贷了。一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，所以那些逃亡的人即使被处以刑罚也无法禁止，这是因为粮食少而百姓没有积蓄。 在嵩山的东面，黄河汝水之间，作物生长得早而凋落得晚，是五谷生长繁茂成熟的地方，可以种植四种谷类而收获五次。中等年成亩产二石粮食，一个农夫可以收获二百石粮食。如今仓库空虚百姓没有积蓄，农夫有出卖孩子的现象，这是因为君主没有办法均衡调度。所以先代圣王让农、士、商、工四民交互为用，轮流任职，一年的收益没有哪一种能超过其他行业。因此百姓专心从事一项产业而得到平均的收益。百姓专心从事一项产业土地就能得到开垦，奸巧之事就不会产生。土地得到开垦粮食就会增多，粮食增多国家就会富裕。奸巧之事不产生人民就会安定。富裕且安定，这就是称王天下的道路。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就会灭亡，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，生产粮食而有余的国家才能称王。粮食，是人民所归附的；粮食，是财富所归附的；粮食，是领土所归附的。粮食多那么天下的物产都会到来。所以舜第一次迁都建成邑，第二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