资治通鉴• 周纪一

宋 · 司马光

臣光曰：智伯之亡也，才胜德也。夫才与德异，而世俗莫之能辨，通谓之贤，此其所以失人也。夫聪察强毅之谓才，正直中和之谓德。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……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，才德兼亡谓之愚人，德胜才谓之君子，才胜德谓之小人。凡取人之术，苟不得圣人、君子而与之，与其得小人，不若得愚人。何则？君子挟才以为善，小人挟才以为恶。挟才以为善者，善无不至矣；挟才以为恶者，恶亦无不至矣。

名句

• 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

序

《资治通鉴》（常简作《通鉴》），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，共294卷，历时19年完成。主要以时间为纲，事件为目，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年）写起，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（公元959年）征淮南停笔，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。

赏析

《资治通鉴》全书共294卷，约300多万字，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，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，一直到959年，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。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，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，所谓“删削冗长，举撮机要，专取国家盛衰，系生民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者，为编年一书，使先后有伦，精粗不杂。”。
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，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，详近略远，隋唐五代371年，占全书40%，史料价值最高。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，如文景之治，贞观之治等等。
帝后死称“崩”，王公死称“薨”。天子近出称“还宫”，远出称“还京”，列国诸侯远出称“还某郡”。
《资治通鉴》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，在分裂时代，如三国，魏有纪，蜀、吴无”纪“；南北朝时代，南朝有”纪|，北朝无“纪”；五代有“纪”，而十国无“纪”。又如《通鉴》载魏明帝太和五年：“（诸葛）亮帅诸军入寇，围祁山，以木牛运。”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曰：“三国当以蜀汉为正，而温公乃云，某年某月‘诸葛亮入寇’，是冠履倒置，何以示训？缘此遂欲起意成书。推此意，修正处极多。若成书，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。但恐精力不逮，未必能成耳。若度不能成，则须焚之。”
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，才编写《资治通鉴》，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。因此，在编纂《资治通鉴》时，在继承前人的同时，又有所发展。他把历史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、守成、陵夷、中兴、乱亡五类。
除政治之外，《资治通鉴》在文化、科技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均有记载。在文化方面，就学术思想来说，上至先秦的儒、法名、阴阳、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，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，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。对于佛教、道教的起源、发展，以及儒、佛、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。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，典籍的校理，石经的刻立，九经的雕印及流传，都有较系统的陈述。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。
在科技方面，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。其他如天文学、地理学、土木建筑（如秦代的长城，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）、水利工程（隋代的大运河）也有反映。
《资治通鉴》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，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。因此，它对于商鞅变法，文景之治，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。
对于军事的记载，《资治通鉴》也很突出，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。凡是重大的战役，对战争的起因，战局的分析，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，都有详细记载。如赤壁之战、淝水之战等，都是杰出的例证。

（以下内容由 AI 生成，仅供参考。）

注释

• 资治通鉴：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。
• 司马光：北宋政治家、史学家。
• 智伯：春秋末期晋国大夫荀瑶的别称。
• 才胜德：才能超过品德。
• 才与德异：才能和品德是不同的两个概念。
• 贤：通常指有德行的人。
• 聪察强毅：聪明、洞察力强、刚毅。
• 正直中和：品性端正、内心平和。
• 资：辅助，资助。
• 帅：引领，主导。
• 圣人：德才兼备的人。
• 愚人：既无德又无才的人。
• 君子：品德高尚但才能可能不足的人。
• 小人：才能出众但品德低下的人。
• 苟：如果。
• 取人之术：选拔人才的方法。

翻译

我认为智伯的灭亡，是因为他的才能超过了品德。才能和品德虽然不同，但一般人往往分辨不清，都称他们为贤良，这就导致了选错人的结果。才能包括聪明、洞察力强和刚毅，而品德则是指公正、正直和内心平和。才能是品德的支持，品德则是才能的方向。因此，德才兼备的人被称为圣人，既无德又无才的是愚人，品德胜过才能的是君子，才能胜过品德的是小人。在选拔人才时，如果找不到圣人或君子，与其选择小人，不如选择愚人。因为君子凭借才能做善事，小人则可能利用才能作恶。拥有才能去做善事的人，善行无所不在；而用才能做恶事的人，恶行也同样无所不及。

赏析

司马光通过智伯的例子，强调了德才平衡的重要性。他指出，单纯依靠才能的人可能会滥用权力，导致灾难，而品德高尚的人即使才能有限，也能用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。他提倡选拔人才时应重视品德，认为德行是引导才能正确运用的关键。这种观点对于今天的领导选拔和人才培养仍有深远的指导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