典论 · 论文

三国 · 曹丕

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。傅毅之于班固，伯仲之间耳，而固小之，与弟超书曰：“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，下笔不能自休。”夫人善于自见，而文非一体，鲜能备善，是以各以所长，相轻所短。里语曰：“家有弊帚，享之千金。”斯不自见之患也。
今之文人：鲁国孔融文举、广陵陈琳孔璋、山阳王粲仲宣、北海徐幹伟长、陈留阮瑀元瑜、汝南应瑒德琏、东平刘桢公幹，斯七子者，于学无所遗，于辞无所假，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，仰齐足而并驰。以此相服，亦良难矣！盖君子审己以度人，故能免于斯累，而作论文。
王粲长于辞赋，徐幹时有齐气，然粲之匹也。如粲之初征、登楼、槐赋、征思，幹之玄猿、漏卮、圆扇、橘赋，虽张、蔡不过也，然于他文未能称是。琳、瑀之章表书记，今之隽也。应瑒和而不壮；刘桢壮而不密。孔融体气高妙，有过人者；然不能持论，理不胜辞；至于杂以嘲戏；及其所善，扬、班俦也。
常人贵远贱近，向声背实，又患闇于自见，谓己为贤。夫文本同而末异，盖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。此四科不同，故能之者偏也；唯通才能备其体。
文以气为主，气之清浊有体，不可力强而致。譬诸音乐，曲度虽均，节奏同检，至于引气不齐，巧拙有素，虽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。
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于翰墨，见意于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于後。故西伯幽而演易，周旦显而制礼，不以隐约而弗务，不以康乐而加思。夫然，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，惧乎时之过已。而人多不强力；贫贱则慑于饥寒，富贵则流于逸乐，遂营目前之务，而遗千载之功。日月逝于上，体貌衰于下，忽然与万物迁化，斯志士之大痛也！
融等已逝，唯幹著论，成一家言。

译文

文人互相轻视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，不分高下，然而班固轻视傅毅，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：“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，（但是却）下笔千言，不知所止。”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，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，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，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，乡里俗话说：“家中有一把破扫帚，也会看它价值千金。”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。
当今的文人，（也不过）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、广陵人陈琳陈孔璋、山阳人王粲王仲宣、北海人徐幹徐伟长、陈留人阮瑀阮元瑜、汝南人应旸应德琏、东平人刘桢刘公幹等七人。这“七子”，于学问（可以说）是（兼收并蓄）没有什么遗漏的，于文辞是（自铸伟辞）没有借用别人的，（在文坛上）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，并驾齐驱，要叫他们互相钦服，也实在是困难了。我审察自己（之才，以为有能力）以衡量别人，所以能够免于（文人相轻）这种拖累，而写作这篇论文。
王粲擅长于辞赋，徐幹（文章）不时有齐人的（舒缓）习气，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。如王粲的《初征赋》、《登楼赋》、《槐赋》、《征思赋》，徐幹的《玄猿赋》、《漏卮赋》、《圆扇赋》、《橘赋》，虽是张衡、蔡邕也是超不过的。然而其他的文章，却不能与此相称。陈琳和阮瑀的章、表、书、记（几种体裁的文章）是当今特出的。应旸（文章）平和但（气势）不够雄壮，刘桢（文章气势）雄壮但（文理）不够细密。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，有过人之处，然而不善立论，词采胜过说理，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。至于说他所擅长的（体裁），是（可以归入）扬雄、班固一流的。
一般人看重古人，轻视今人，崇尚名声，不重实际，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，总以为自己贤能。大凡文章（用文辞表达内容）的本质是共同的，而具体（体裁和形式）的末节又是不同的，所以奏章、驳议适宜文雅，书信、论说适宜说理，铭文、诔文崇尚事实，诗歌、赋体应该华美。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，所以能文之士（常常）有所偏好；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。
文章是以“气”为主导的，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，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。用音乐来作比喻，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，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，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，虽是父亲和兄长，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。
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，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。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，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，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，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，没有穷期。因此，古代的作者，投身于写作，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，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，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，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。所以周文王被囚禁，而推演出了《周易》，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《礼》，（文王）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，（周公）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。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，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。多数人都不愿努力，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，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，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，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，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，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，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，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！
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，只有徐幹著有《中论》，成为一家之言。

序

《典论·论文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，作者曹丕即魏文帝。《典论》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太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、社会、道德、文化论集。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。《论文》是其中的一篇《典论·论文》是魏文帝曹丕所写的二十篇文章之一，按照“子”书的形式写成，是曹丕关于国家大事一系列的问题的论文总集。但是很可惜，这二十篇文章到现在大多已经失散，只剩下残章断简。而幸运的是，《论文》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《昭明文选》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。

赏析

文章包括四部分内容。第一，它批评了“文人相轻”的陋习，指出那是“不自见之患”，提出应当“审己以度人”，才能避免此累。第二，评论了“今之文人”亦即建安“七子”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，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，说唯有“通才”才能兼备各体。第三，提出“文以气为主”的命题，说“气之清浊有体，不可力强而致”，“虽在父兄，不能以移子弟”。这里的“气”，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和个性。曹丕的这一观点，表明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。第四，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，将它提到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的高度，又说“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”，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。

（以下内容由 AI 生成，仅供参考。）

注释

• 相轻：互相轻视。
• 伯仲之间：伯仲：兄弟排行的次第，伯是老大，仲是老二；间：中间。比喻差不多，难分优劣。
• 自见：表现自己。见，同“现”。
• 齐气：齐地的风格气质。
• 匹：匹敌。
• 章表书记：是古代的几种文体。
• 向声背实：追求虚名而背离实际。
• 闇（àn）：同“暗”，愚昧，不明白。
• 气：气质、气势。

翻译

文人互相轻视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。傅毅和班固相比，两人在伯仲之间，然而班固却小看傅毅，他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：“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，可是他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。”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，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，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，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。俗话说：“家中有一把破扫帚，也会看它价值千金。”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。

当今的文人，鲁国的孔融文举、广陵的陈琳孔璋、山阳的王粲仲宣、北海的徐幹伟长、陈留的阮瑀元瑜、汝南的应瑒德琏、东平的刘桢公幹，这七位先生，在学问上没有遗漏的，在辞章上没有借用别人的，都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在千里之远奔驰，都想并驾齐驱。要彼此使对方信服，也是很困难的呀！大概君子会审视自己从而再去衡量别人，所以能够避免这种弊病，因而写这篇论文。

王粲擅长辞赋，徐幹不时有齐地的风格气质，然而也是能与王粲匹敌的。像王粲的《初征》《登楼》《槐赋》《征思》，徐幹的《玄猿》《漏卮》《圆扇》《橘赋》，即使张衡、蔡邕也不过如此，然而在其他文章方面就不能相称了。陈琳、阮瑀的章表书记等，是当今出色的。应瑒辞采温和而气势不雄壮；刘桢雄壮而不细密。孔融的气质高超美妙，有超过常人的地方；然而不能提出论点，说理赶不上文辞；至于夹杂着嘲弄嬉戏；到了他所擅长的方面，跟扬雄、班固这类人是一样的。

一般人看重古人，轻视今人，向往名声，违背实际，又有看不清自己的毛病，总以为自己贤能。大抵文章的根本相同而枝节有所不同，奏议应该文雅，书论应该有条理，铭诔崇尚真实，诗赋应该华丽。这四种体裁不同，所以能擅长其中一种体裁的人就显得有偏才；只有通才才能够各种体裁都具备。

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，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，不可勉强而得。如同音乐，曲调虽然相同，节奏也会同一法度，至于运气行声不协调，精巧拙劣就有区别了，即使是父亲和兄长，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。

文章，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，是可以流传千古的不朽盛事。人的寿命有时而尽，荣乐也只限于自己一生，这两者都必然到达一定期限，不如文章的流传无穷无尽。所以古代的作者，投身于写作，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文章书籍中，不借助好史官的言辞，不依靠飞黄腾达的权势，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。所以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推演出《周易》，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《礼》，不因困厄就不努力，不因安乐就多加思考。这样看来，古人轻视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，是惧怕时间流逝罢了。然而多数人不努力，贫穷时就被饥寒所迫，富贵时就沉溺于逸乐，于是只经营眼前的事务，而抛弃了流传千古的功业。太阳月亮在天上运转流逝，人的身体容貌在地下衰老，忽然之间就与万物一起变化，这是有志之士的大痛苦啊！

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，只有徐幹著有论述，成就了一家之言。

赏析

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篇章。文章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现象及其根源，强调了要客观看待自己和他人。对当时的七位著名文人进行了点评，展现了他对不同作家风格和才能的深刻理解。文中还阐述了文章体裁的特点和要求，提出“文以气为主”的观点，强调了个人气质在创作中的重要性。曹丕对文章价值的高度重视，认为文章是经国大业、不朽盛事，这种观点具有开创性意义。全文论述条理清晰，观点鲜明，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